摘 要: 就描述性命题、评价性命题、规范性命题而言,描述性命题与评价性命题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含有指称和评定标准,而在于其评定标准分别建立在人的感觉认知和需求情感的基础上,它们都是真切而重要的存在,因此存在着两种事实,即描述性事实和评价性事实,后者属于价值事实。由于规范性命题指向人的未来行动,因此规范性命题不是事实,规范性命题只有在加入社会的、历史的、实践的要素后转变为习俗事实或制度性事实,才能成
摘 要: 对当前劳动异化的普遍自觉使个体将追求自由的场域置于闲暇时间中。这种自由宣称个体之意愿及活动是扩张、无限与纯粹自我指向的。被认为是实现此种自由之方式的消费活动在闲暇中完全钳制着主体,闲暇沦为外在性的异化空间。在科技与资本的媾和下,新自由主义得以使个体陷入一种在追寻“自由”中剥削自我的困境。这种幻相的自由导致的主体性危机是主体哲学内在矛盾的余毒,召回被主体哲学长期排斥的“他者”是冲破该困
摘 要: 马克思承认思想中蕴含着规范性的维度。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之所以呈现出无意义感 的异化状态,源于人与人之间基于利益的相互承认。“承认”由于包含着“自我实现”的道德追求和“尊严平等”的价值意蕴,因而被马克思视作批判资本主义的理想性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应该以实现承认为价值追求。但是,马克思并非仅将承认的实现置于“真正共同体”中的理想预设,而是将其置于争取经济平等
摘 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强人工智能逐渐由科幻变成可能。在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是否应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一直存在争议。人工智能有强、弱之分,强人工智能因其高度的“自主性”具备成为法律主体的理论可能,同时,准确界定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将解决未来强人工智能主体资格认定不清导致的自主成物产权认定困难、侵权责任认定困难等问题。强人工智能应当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在性质上
摘 要: 平台扼杀式并购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发生,对创新尤其是颠覆式创新和市场竞争具有潜在损害,经营者集中审查门槛承担着捕获疑似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初步筛选和分流功能。而当前我国以固定营业额为门槛附加例外申报义务的申报标准难以捕获平台扼杀式并购。欧盟针对类似困境采取了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营业额标准外设置例外,并通过《数字市场法》赋予主导平台强制申报义务。我国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经验,以参考平
摘 要: 为了实现监察全覆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立法层面逐步下沉到地方监察规范性文件。从地方监察规范性文件的性质上来看,由于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原则贯彻不到位;地方监察规范性文件的体系性缺失;监察实体性规则的适用性模糊以及地方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缺位,导致实体性规则在数量和质量上远不如程序性规则和组织性规则。完善监察规范性文件实体性规则的立法监督,就要建立双重主体意
摘 要: 衰老与疾病是王安石诗歌的重要内容。王安石在壮年之时就开始记录各类衰病体验,自己与至亲的身体状况是写作的直接因素。衰病作用于他的思想世界与文学书写,兼具内省性与外延性,既通过生命体验展开对生死命题的思考,又藉由病躯构建起对政治生态与行藏出处的观照。王安石运用养生、宗教、文学治疗、交游等方式进行自我疗救,体现自觉掌控身体与精神的努力,但其调适有一定限度。作为性格刚介的政治家,王安石的衰病
摘 要: 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塑造了大量“赛博格”身体形象。这些形象除了展现其在“人的解放”这一主题下的叙事动能之外,还折射出一种作者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在文学叙事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决策主体转换后的主体性消解、“自我”的“同一性”问题以及“无乡”状态下的精神浪游。由此表明,“赛博格”的身体只是人类在追求解放之路上的一种历史的“中间物”,而绝非最终物。其危机叙事也暗示了“人”只有作为理性存在
摘 要: 易卜生的早期诗剧《培尔·金特》是一部典型的音乐化戏剧,其中音乐不再只是文学的“他者”,而是被赋予重要的叙事功能与主题价值,从边缘走向中心。剧作中的音乐化叙事表现在四个方面:跨媒介的音乐指涉、戏剧语言的音乐化、戏剧结构的音乐化、戏剧主题的音乐化。在这部音乐化戏剧中,易卜生跨越文学艺术的模仿说界限,进入音乐艺术的抒情性领域,试图消解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之间的媒介边界,旨在实现文学的跨媒介叙
摘 要: 塞内加悲剧《提埃斯特斯》是描写兄弟冲突的重要作品,围绕阿特柔斯与提埃斯特斯之间的复仇行为,探讨了兄弟之间的复仇伦理问题。阿特柔斯为了复仇摆脱自然伦理、社会伦理以及宗教伦理的束缚,在追求神性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崇高感,而其复仇激情实际上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病态表现。这种复仇行为排斥社会正义与神圣正义,带有暴力主导下的野性正义特点,折射出道德虚无主义思想。悲剧所呈现的阿特柔斯复仇过程及其
摘 要: 吉尔·德勒兹提出,思想影像是哲学的起点,哲学在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创新的思想影像。电影中的“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可以产生不同的“思想-影像”,由此构造出不同的电影观念,也即不同的哲学思想。电影中以“时间-影像”为代表的“思想-影像”的“事件”性,将带来思想创新的机会,电影思想可以突破逻辑思维的界限,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哲学的真正开端。德勒兹的电影哲学对
摘 要: 黑色电影在“城市异化”的叙事表达上有自身独特的风格传统与范式。经典黑色电影通过城乡空间分裂、阶级属性的显化来阐释城市化进程对人精神世界的异化。新黑色电影受经典黑色电影启发,通过“裸城”影像与城市“原真性”丧失的概念来建构异化的城市空间,进而思忖潜藏在城市异化背后的人类主体性问题。赛博朋克电影在继承此前传统的基础上,吸纳了后现代、后人类视域,通过技术社会系统与赛博格来呈现后现代工业城市
摘 要: 处在中国西南凉山边陲地带的诺苏族群,在21世纪初饱受毒品、艾滋和污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正是在对这一族群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的田野观察的基础上写就。在历史上,这一族群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遭遇了数次“现代性”的冲击。“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资本现代性”构成了制度、民情和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要素之争,而“全球现代性”和“地方性知识”则构成了中国
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不是定价理论。如果将劳动价值论视为定价理论的话,那么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经典命题岂不是空话?然而,由于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不足,导致多数人把劳动价值论理解为定价理论,即便他们能够大段背诵教科书中的理论意义。 劳动价值论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价值是什么
金庸在《鹿鼎记》后记中说:“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果然,写完《鹿鼎记》后,金庸封笔。外界对金庸封笔的原因有过多种探讨,但似乎没有哪一种看法得到过金庸的认可。即便金庸本人,也没有详细解释过自己为何封笔。本文认为,金庸之所以封笔,是因为写完《鹿鼎记》后,金庸发现他笔下的“武侠”无以为继了。将武侠人生及其世界探索到一定程度后,金庸不仅发现自己很难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