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70年代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诬称中国人“天性残忍”,将虐待动物罪移植至上海公共租界,并在工部局、会审公廨和上海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协同参与下,对被指控虐待动物的中国人加以惩处。尤其自19世纪末上海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后,国人被判虐待动物的人数长期维持高位,所受处罚也较为严厉。对于西人此种做法,国人经历了以赞成为主、异议渐起并最终走向反抗的过程。在善待动物问题上,中西之间并非没有共识。然而,随着西方侵略扩张的加剧和对被控虐待动物的中国人简单粗暴的处罚,虐待动物罪逐渐演化为中西矛盾冲突的典型象征和复合体。由此,中西双方在此问题上也就彻底失去了缓冲的空间与调和的可能。及至收回会审公廨,施行半个多世纪的虐待动物罪最终退出中国近代历史舞台。
[摘要]秦及汉初的县尉、中尉、郡尉拥有除吏权是过往学界共识。关于县尉,睡虎地秦简中"除吏,尉已除之"是证明除吏权的关键史料,但是,一方面,其中的“尉"需考证后才能确定指县尉,县尉与里耶秦简中的“尉官主"指代相同,指诸官之一尉官的长官;另一方面,其中的“吏"不包括由令丞除用的诸官啬夫、令史,县尉仅除用秩级最低的官佐史以及里典、邮人等官府劳役者,这源自县尉管理卒的职能。关于郡尉、中尉,二者的确负责除用官吏,但在汉初《功令》中,郡尉、中尉的除吏权已较大程度转交给郡守、内史及其他行政类二千石官,各级官府属吏的人事权也在向上集中。这反映出秦汉帝国从军事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的转型。
[摘要]唐玄宗天宝时期,陇右和河西二镇高级军将分属哥舒翰与安思顺两个派系。安禄山叛乱发生后,初期抵达长安的边军中,河西军势力最大,故以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副元帅。哥舒翰担任潼关大军主帅之后,设计除掉了安思顺,并排挤潼关军中的思顺系势力。在潼关守军中,王思礼与李承光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士兵缺乏战斗力,这是陇右与河西两个军镇长期不和造成的。至德元载九月,刚刚即位的唐肃宗利用王思礼与李承光的矛盾,斩杀了唐玄宗为其配备的天下兵马副元帅李承光,任命王思礼为陈涛斜大军的实际指挥官,玄、肃二帝的权力交锋中,肃宗获胜。安思顺与哥舒翰二人的矛盾,扩大为河西、陇右二镇高级军将的争斗,并对安史之乱初期的平叛进程和玄、肃二帝的权力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央与地方权力斗争扩大化,开启了中晚唐的乱局。
[摘要]明代宾兴礼的举行,从地方到中央,各级相关衙门都参与其中,包括府州县衙,提学、布政司和抚按等衙门,以及六部和国子监等部衙。就地方宾兴礼而言,举人和进士往往会先后参加府、县两级的活动。在嘉靖以后的地方志等文献中,宾兴礼活动与经费的书写两相对应。这也决定了宾兴礼的相关流程,是正确理解和计算宾兴经费数额的关键所在。以《钦依两浙均平录》为例,可发现文献中有关迎送举人和进士科举经费的编征数,主要依据各地的实际中式数,但在确定科举编征数额时,原则不尽相同。此外,各县编征的“府银"与“县银"常常呈现出两不相等的复杂情况,这是因为府县两级经费编征的科举名额、单人经费以及府级经费的分摊方式都有可能不同。
[摘要]自檀香山被卷入早期全球化潮流以来,以魏源、徐继畬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学者在吸收西方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了对檀香山的最初认知,但这种认知多停留在概念层面,双方之间少有直接的交流。19 世纪70年代末,在保护海外华人的政策指引下,檀岛华人进入驻美公使陈兰彬的视野,经其引介,清廷高层对檀香山有了基本的了解。此后,檀岛国王的中国行使得清廷开始意识到,檀香山不只是一群太平洋上的岛屿,更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政治体制、在地缘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随着美国吞并夏威夷,国人的檀香山认知再次发生变化。在民族主义日益升腾的背景下,檀香山在国人心中的意义超越了纯粹地理层面的"太平洋海岛”,而被纳入帝国与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晚清国人的檀香山认知演变既是殖民体系全球扩张的产物,也是时人有选择地吸收、有意识地塑造的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清廷所面对的时代。
[摘要]美国建国时期,一部分建国精英借鉴并利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在银行、贸易活动以及交通建设领域加强政府权力,推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英国政治反对派、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激进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在美国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一批美国政治精英从中汲取营养,重塑并改造英国的话语。在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发生变异,与共和理念融合,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学”,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要]美国建国初期,“谢斯叛乱”作为一场具有广泛影响的民众抗争运动,挑战了新政府的权威,刺激到建国精英敏感的神经。在共和主义政治文化的氛围中,这些精英出于对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偏见,把根源于经济困境的"谢斯叛乱"理解为共和政体的危机和美德衰退的症状。通过反思并利用“谢斯叛乱”,他们维系共和国秩序的重心由伦理层面的道德呼呼逐渐转向实践层面的制度“规训”,由倡导美德逐渐转向强调法律、制度和强制力的作用。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同时,精英们对共和政体的特性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重新界定了公共福祉和共和原则的内涵,慢慢抛弃了道德共和国的理想,将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建立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之上。
[摘要]《国语·越语下》范蠡所说"赢缩转化,后将悔之”“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中的“赢缩”,并非三国韦昭及后世学者所认为的“进退”之意,“赢缩转化”也不是指军队的进退变化。“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中的“赢缩"与“四时"互文对举,应指春夏秋冬四时的赢缩消长。四时的赢缩消长,是春夏充盈繁盛、秋冬收缩肃杀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冬去春来、此消彼长的四季按照固定的顺序,年复一年地轮转不已,其赢与缩具有相互转化的鲜明特征,正可谓之“赢缩转化”。范蠡以“四时赢缩"所代表的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的行动准则,应用在越国的内政和外交上,这是典型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黄老思想。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为此提供了佐证。《国语·越语下》范蠡关于“赢缩转化”的言论与帛书集中论述四时刑德思想的《观》和《姓争》两篇高度重合,二者正可相互阐发,从而揭示出范蠡"赢缩转化"思想的真正含义和历史影响。
[摘要]12世纪,意大利神学家约阿希姆在犹太-基督教末世论的思想框架中,构建出一种带有世俗化倾向和进步论基调的历史神学。该学说和受其影响而衍生出的约阿希姆主义思潮,与西欧中世纪中后期及近现代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乌托邦理念以及进步主义观念渊源颇深。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约阿希姆密切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历史、宗教和政治这三个维度对其理论中所包含的进步观念进行阐发,并探讨其在西方思想史领域的重要地位。对约阿希姆相关论题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学界加深对西方历史进步观思想意涵的辩证理解,进而为当前重建史学“宏大叙事"提供理论资源和启示。
[摘要]术语有效性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许多常用术语未必符合历史实际,英国“1295年模范议会"即是一个典型例证。此概念最初由19世纪西方宪政史学家威廉·斯塔布斯提出,具有浓厚的辉格史学意识形态色彩,因而缺乏客观性。尽管不少学者指出其名实不副,但由于辉格史观在英国政治史领域影响深远,加之学术术语的使用存在惯性,这一概念至今仍被广泛沿用。事实上,1295年议会本身的历史作用相当有限,既未成为中世纪英国议会的“典范”,也未对当时政治产生显著影响。这一案例表明,史学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术语的有效性,并清醒认识到诸多常用概念可能存在的局限。
《太平经》与黄巾起义的关系问题,曾是学界的讨论热点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太平经》反映了农民阶级愿望,成为黄巾起义理论工具是其内容使然(代表性研究如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第 45~49 页;杨宽:《论<太平经>—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第 26~34 页;卿希泰:《试论<太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