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确立了根本遵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旨归在于以主体性、原创性为根基,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知识生产与理论阐释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绝非封闭自囿,而在于以中国为方法、以时代为场域,形成既能深刻阐释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为其旨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理论繁荣是引领实践跃迁的先导力量。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文明形态的核心标识,不仅构筑了文明的精神脊梁,更为其提供了深层的认同基石、意义阐释与思想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活水之源,亦是驱动其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主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强调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根本性问题。那么,
[摘 要]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是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对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亟待从学理层面阐释跨行政区合作发展的逻辑理路。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根植于区域治理理论和府际关系理论,从经济领域的横向协作向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拓展构成理解我国跨行政区合作治理的实践基础。跨行政区合作发展的内在逻辑包括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逻辑起点,基于横向协作层面和纵向干预层面统合的逻辑中介,以及基于空间结构、治理能力和经济联系方面互补互动的逻辑终点。推进跨行政区合作发展应该从优化要素空间配置机制、深化区域产业协作机制、完善城市群体演化机制、构建府际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着手。
[摘 要]“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过度金融化治理是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核心议题。立足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新要求,经济过度金融化治理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分别遵循着规范市场主体资本配置行为、重塑产业资本流动机制与重构金融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我国既往多年来应对和治理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统筹协调防风险与促发展、协同约束与激励机制以及破除传统发展模式惯性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为有效回应挑战,应确立服务型监管新理念,实现活力与秩序的平衡;构建激励与约束协同的政策工具组合,提升经济过度金融化治理效能;形成宏观层面稳定的政策预期,推动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结构优化,打破传统要素驱动与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以完善经济过度金融化治理体系。
[摘 要] 乡村非正式民主监督是指村民依据伦理乡谊、道德情感、价值排序、风俗习惯、地缘亲缘关系以及非正式规约、组织等资源与形式开展的民主监督活动。乡村非正式民主监督的出场,一方面与乡村社会监督资源的内生性有关,另一方面则因其防御性和反制性功能而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乡村非正式民主监督可以实现对正式民主监督的监督,从而作为“元监督”形态存在。民俗文化活动“骂社火”反映了乡村非正式民主监督的组织动员、场景搭设、舆论生成与致变等运行机制。乡村非正式民主监督同样存在着发展性和操纵性等困境,为纾解这些困境,需要挖掘、盘活乡村非正式民主监督资源,引导乡村非正式民主监督的规范性发展。
[摘 要]乡村数字治理嵌入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虽然乡村数字治理嵌入对乡村治理产生了诸多正外部性效益,但由于数字治理下乡过程中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的盲目扩张,也滋生了“数字治理负担”“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治理悬浮”“数字温度困乏”等各种负外部性影响。然而,这些负外部性影响并未促使乡村治理蜕化为“行政化治理”,乡村治理借助“自主应付”“软性考核”“二元精英协作”“面子动员”“联村干部‘润滑’”等各种机制联动,实现了村庄自治赋能,有效消解了乡村数字治理的负外部性影响。从村庄自治对“数治负能”的消解机制来看,找回自治,促进自治与数治互嵌融合,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摘 要] 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战略指引下,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成为破局的关键。聚焦于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向“风险预警主体”的转化路径,可构建“优势—张力—举措”的逻辑框架。数智技术具有能激活新就业群体高流动性、广域覆盖、信息触达及低组织成本等优势,但实践中面临算法控制消解主体性、数智协同机制缺位、组织化滞后的困境。为此,可通过健全“平台整合—协同重构—组织转型—激励赋能”的优化体系,推动新就业群体成为“流动的风险预警资源”,助力公共安全治理从事后响应转向事前预防,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实践方案。
[摘 要]媒介仪式与媒介朝圣现象已深度重构国际旅行者的行为逻辑与空间实践。免签政策后的来华旅游具有散客化、深体验和小众化等新特点,游客地方知识互动成为关键议题。地方知识最初源于生态与人类学,如今已超越传统范畴,涵盖跨文化维度。依据“数字知识过程(DKP)”框架,基于视频分析与深度访谈,解析免签政策下入境游客如何在中国完成地方知识“压缩—耦合一重构”的全过程。研究表明:海外游客先经TikTok/YouTube算法预叙,将群体地方知识压缩为北上广等“认知节点”;落地后通过“人—机—网—我”四通道组合,把现代生活情境与传统日常礼仪压缩为“双层知识晶体”,在短视频的真实性映射中实现“非线性地方真实”;当现场经验与媒介脚本断裂则触发认知不协调,游客从东方主义凝视转向共时差异叙事,完成存在主义“去东方化”与自我疗愈。通过将地方性知识从静态遗产扩展为可算法化、可压缩、可反转的动态认知对象,数字媒介驱动的旅行研究回应了劳斯科学哲学意义的现代性地方知识论,并为主管部门提供了认知供应链管理工具。
[摘 要]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呈现出高频连接的状态,然而,高频的数字连接并未带来预期的自由,看似随时随身的连接,实质上乃是算法平台的技术性预设对个体感知幅度和社会选择的压缩。在此背景之下,位置媒介通过“锚定”——连接得以运行的前提,使个体在持续可达和完全退隐之间获得了可调节的空间。位置媒介通过持续生成可回溯的数字踪迹,借由个人身份与数字信息、现实位置与虚拟坐标的锚定,赋予个人在数字回路中暂驻、定位与可识别的能力,进而将连接关系嵌入空间结构之中,消解“物质—非移动”和“非物质—移动”的二分,推动新的地理感知结构和社会文化规范的形成。
[摘 要]有关平台就业者劳动保护机制的讨论,往往将用工关系是否具有从属性作为是否应提供充分劳动保护的前提。但是,将从属关系程度与劳动保护程度绑定的逻辑,是以用人单位视角确定“受控的”劳动者。回溯劳动立法的初衷和发展,其保护对象本应是“脆弱的”劳动者。强调从属关系的劳动保护规则已无法适应当代多元化的用工方式,不仅忽略了各种就业形态劳动者对灵活性的共同追求,还将引发制度套利。劳动保护机制应该从劳动者需求出发,为无力承担个体职业风险的劳动者寻找分担风险责任的主体。因此,对平台就业者劳动保护机制的探索应当聚焦风险责任关系而非从属关系。根据风险共同体理论,平台、利用平台逃避劳动关系的企业型消费者、普通消费者、社会成员、国家,都与平台就业者构成风险责任关系。通过分配直接与间接责任主体、创设群体性劳动关系和间歇性劳动合同机制,各种就业形态的劳动者都可同时享有自由和安全的劳动关系。
[摘 要] 数字时代下算法用工管理引发了劳动时间边界的异化,催生了劳动者群体的离线权诉求。离线权旨在保障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无法为现有的权利体系所涵括,同时又具备相应的权利属性,确为一项正当且必要的权利。但在权利设置上不宜将其过度拔高,而应综合考量用人单位的侵扰次数、强度和时段等相关因素,在特定情形下向劳动者施加一定的容忍义务。就规制模式和具体的制度构建而言,我国宜在采取不区分劳动者类别立法模式的基础上,明确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地位,发挥集体协商机制在落实离线权实施上的作用,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等措施完善其保障机制,同时为兼顾用人单位经营管理需求而适当克减劳动者对离线权的行使。除了法律层面的赋权措施外,对离线权的保护还需辅以算法管理角度的协同优化。首先,依托劳动法的三种工时制度,在算法规则中嵌入劳动时间定额标准,夯实算法良治的合法性基础;其次,根据不同的工作时长上限设置分级休息提示,并配套自主和强制双重离线规则,构建算法良治的权利保障核心机制;最后,通过嵌入特殊交通及天气的识别与上报机制等手段,改进相应场景中工作时间的算法调控,增强算法良治对现实复杂性的适应能力。
[摘 要]审美劳动理论源自对服务经济中身体展演的分析,经历了从组织规训到自我商品化的深化与拓展,而今其研究范式在数智技术的驱动下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算法重塑。基于对审美劳动从情感劳动中分化独立并持续演进的理论谱系的考察可见,技术力量已不再满足于充当劳动工具,而是系统性地重构了审美劳动的本体、权力机制与批判焦点。进而,劳动本体从具身化个人走向人机共谋;权力运作从组织/自我规训演变为嵌入式算法治理;批判核心也从基于身体的社会不平等转向对塑造集体感知秩序的算法霸权的审视。这一范式演进表明,审美劳动研究已从对身体展演的分析拓展至对技术资本主义下算法重构劳动的内在逻辑的批判。同时,这也为探索审美解放与技术人文主义的可能路径开辟了新的论域。
[摘 要] 雅可比与门德尔松在1783年开启的泛神论之争, 是身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古老争辩在18世纪德国学界的再现和延伸。这一论题对康德的触动极大, 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康德后期成熟的道德宗教观的确立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与门德尔松在没有对理性给出批判便将其用于形上真理的考察不同, 康德认为, 只有实践理性才能对超感官世界的客体作出判断, 否则只会导致理性的独断论这一结果。与雅可比“泛化信仰”一词的用法相异, 康德指出, 信仰只是一种出于理性的主观普遍性的“视之为真”, 只有这一立场才能摆脱雅可比所指责的那种危害自由的决定论和宿命论立场, 且不会陷入雅可比本人宗教狂热主义的困境。借助1783年前后康德相关著作的梳理, 可以看到泛神论之争之于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与重塑的思想印记。
[摘 要]现代影像与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图像跃升为核心文化信息载体,世界日益经由取景框被观看与认知。作为一种以数字代码为基础的技术媒介,图像赋予学习者感知的具身化、表达的平民化以及欲望的投射空间,呈现出魔法般的解放潜能。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图像学习亦潜藏着认知、权利与身份层面的深刻“诅咒”。面对图像既解放又异化的双重境遇,学习者破局的关键在于主体性的重构与回归:作为能动主体,成为“文本—情感”的创造者;作为权利主体,成为“寻求—规避”的建构者;作为欲求主体,成为“理性—非理性”的认知者。唯有如此,学习者方能从图像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自我塑造者,在与图像的能动互动中重拾学习的主动权,实现精神的突围与主体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