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南亚共有11个国家,其中7国制定了民法典。这7国制定民法典的最初动力源于其原宗主国,但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它们要么从政治上,要么从政策上采取了法律社会化方向,并把此等选择体现在新制定的民法典中。因此,这7国所制定的民法典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法典。日本民法学者通过日本国际合作署对其中一些民法典的制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东南亚7国的民法典制定与中国民法关系密切。《越南民法典》的绿色规定影响了中国民法典中绿色原则的确立。2015年《越南民法典》的一些规定也值得中国未来修订民法典时参考。东南亚另外4个无民法典的国家均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其中位于太平洋地区的3国独立后,并未摒弃英国法,而是把此等法作为自己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由此证明了英国法的价值。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和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也是中国外交的现实目标和长远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探索过程体现出渐进性、丰富性、层次性和可选择性等一系列多样性,既具备“自然状态"和“应然可能”,也已取得“实然成效”。中国与各国共同培育的“共文化”精神理念,正在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工程的一部分,既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普遍性,也具有中越两国关系自身的特殊性。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基础深厚,两国历史上的传统睦邻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两党、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殖民侵略,结下“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中越两党领导两国人民不断探索,走上改革、革新和现代化发展之路,顺应了世界潮流和发展大势,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不断迈上新台阶。中越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将会加快推进,扩展丰富内涵,展现光明前景,同时也需要妥善应对一些挑战和考验。
[摘要]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建设体现着从列宁主义所指明的各民族自愿基础上的联合,到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共产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历史留白。中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越南建设各民族共同体、中越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都在尝试回答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建设共同体的问题,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中越方案”。铸牢中越命运共同体意识是联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越南各民族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概念,是中越两党、两国人民正确对待各种思潮的认识工具和鉴别标准,对海上合作和管控分歧具有推动作用。这一意识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最大、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以相同的政治制度作为交流互鉴的切入点,以相通的理想信念、相近的发展道路促进“六个更"发展格局,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外在条件,两国媒体可望是最大增长极。中越两党总书记共同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是铸牢中越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性力量。等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时,真正共同体建立,包括中越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在发展道路上殊途同归。
[摘要]20世纪50—70年代,中越两国政府决定在广西和江西设立越南学校。其中,在桂林开设的桂林育才学校和越南“九·二”学校不仅为越南输送了大量建国人才,而且在中越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独特的管理方式培养了学生独立自主、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勇于奉献的革命意志和奋斗精神,这种精神追求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中越教育合作的珍贵遗产,是激励越南师生不断前进的优良品质,成为推动中越传统友谊延伸发展的价值认同和情感纽带。
[摘要]人工智能浪潮下,越南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着力打造“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越南正加快完善面向人工智能的政策治理体系,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生态培育以及国际合作等举措,强化人工智能在政府、产业、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外资是越南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越南与美国形成全链条深度合作模式,与欧盟建立治理先行的合作框架,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聚焦重点领域协作,与中国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然而,基础设施、人才和技术仍是越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对中越合作而言,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以政府为引领、市场为主导、平台为抓手、人才为核心、制度为保障全面深化双边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摘要]马来西亚是较早涉足信息通信产业的东南亚国家之一,从多媒体超级走廊到全球半导体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再向区域数字经济中心迈进。马来西亚大力推进数字经济转型,是在全球跨入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政府试图通过数字经济转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以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和数字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21年,马来西亚推出数字计划和数字经济蓝图,提出实现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发展阶段、战略目标、重点领域和实现路径,出台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计划与政策,实施“2023年新工业大蓝图”,建立和完善数字治理的法律法规。近年来,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字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加快,对国内经济贡献率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大数据中心、电子商务、数字金融和企业数字转型均取得明显成效。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未来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
[摘要]当前,中国与马来西亚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文章借用共生理论对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模式进行研究,认为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共生关系。其中,共生单元包括中国和马来西亚政府主体和各类非政府主体;共生环境则是指双方合作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具体背景;共生界面包括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及民心等部分。中国与马来西亚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经历了短暂的非对称互惠共生走向对称互惠共生,并从连续共生逐渐迈向一体化共生的过程。同时,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共生合作关系的进化也面临着挑战:首先,共生单元仍然有限,需要更多的企业和本土民众参与合作;其次,共生环境复杂多变,即双边合作面临国际和地区政治环境的扰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及马来西亚国内政局的影响;最后,共生界面存在差异,即两国投资和税收政策及文化习俗存在差异,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融资也面临困难。但两国可通过深化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的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增加共生单元,通过充分了解马来西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和项目;二是优化共生环境,继续推动合作领域多元化,并紧密关注全球动向;三是强化共生界面,加强政策对接和沟通,促进金融合作与人文交流;四是增强共生系统的谐振作用,即通过构建共生系统的长期愿景,促进系统内部的动态调整能力,并加强系统外部的连接与协同,从而推动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及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
[摘要]2025年,马来西亚同时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在东盟内部强调共同繁荣,致力于促进东盟一体化进程。马来西亚引领东盟,对域外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等,坚持包容审慎的“等距”外交,积极寻求与东盟对话伙伴的多元化合作。作为中国一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将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以2025年马来西亚同时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为例,试析单一东盟国家,尤其是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在梳理和总结马来西亚提出的2025年东盟发展议程的基础上,结合马来西亚国内政治、东南亚地区因素,以及中国、美国与东盟三方关系等3个层面因素,对在此期间深化中国一东盟合作的前景进行分析,旨在为推动中国一东盟合作走深走实提供启发。
[摘要]文化和价值观是影响中国—东盟区域性关系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数据,基于亚洲价值观相关理论研究,测度并分析东盟国家之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及其变化。结果表明,东盟国家内部的文化距离相较于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更接近;与传统西方价值观为代表的国家进行对比,东盟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更接近;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价值观进一步细分为家庭、政治、工作和社会4个分析维度后,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家庭和工作方面的价值观差异相较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价值观差异更小。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价值观上更为接近,即各国在观念和思想上可能与亚洲价值观有着共通之处。然而,在调查期间(2001一2020年),地缘接近和价值观共性并未使中国与东盟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完全趋同,而是呈区域性差异变化。进而,针对如何缓解文化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贏的政策建议。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结合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00—2023年间关于国际中文学习者认同研究的中文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统计文献发文量、识别重要作者、提取高频关键词及其聚类分析等方法,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变趋势及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发现,国际中文学习者认同研究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2000—2009年为萌芽阶段、2010—2017年为稳步发展阶段、2018—2023年为巩固提升阶段。在研究热点方面,主要集中于“文化适应与认同”“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的认同”“教育策略与国际传播”三大主题。高频关键词如“文化认同”"留学生”“中华文化”“一带一路"等,体现了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尽管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学者间的合作度较低,跨学科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结论指出,未来国际中文学习者认同研究需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理论框架,构建动态多维的研究模型,采用多维度综合研究方法,并加强学术跨界合作。同时,应更加重视文化特异性,关注不同族群的需求,聚焦时代特征,深化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