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开辟了新路径。本文以2009—2023年中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人工智能应用指标,实证检验其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可显著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并形成双路径传导机制,即经营层面通过优化现金流缓解短期融资约束,投资层面通过强化风控缓解长期融资约束,二者协同推动融资效率提升。调节效应显示,良好的企业ESG表现能够强化人工智能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及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正向影响更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而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完善配套支持体系,对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资产作为新型战略资产,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数据资产财务信息披露与文本信息披露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如何影响股价同步性。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据资产财务信息披露会降低股价同步性,发挥了信息效应;数据资产文本信息披露会提升股价同步性,发挥了噪声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噪声交易和夸大正面消息是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影响股价同步性的两条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高、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数据资产财务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降低作用更强;在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低、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数据资产文本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摘 要: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探究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推进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3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并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该试验区建设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试验区建设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试验区建设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摘 要:海洋产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产业核算的科学性、可比性日益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本文构建“海洋产业分类—会计体系—碳会计”的协同机理分析框架,揭示其在海洋产业核算、管理决策、低碳转型存在着重要的协同关系,系统量化对比国际组织与主要国家现行海洋产业分类标准的会计适配性,剖析其在会计核算衔接、碳维度设计、新兴产业设置、国际化对接等方面存在的适配痛点,提出了“强化会计衔接、嵌入碳属性、建立动态更新机制、推动国际对接”的优化路径,为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 要:美国已有12个州立法限制雇佣场景下信用报告使用,对金融、财务、安保、执法等高敏感岗位设有限例外,形成“联邦程序规范+州与地方实体限制”双层规制体系,核心是划定信用信息使用边界、平衡市场需求与个人权利、防范信用评价泛化滥用。本文梳理其立法背景、特点,剖析我国“信用+”场景创新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以清单化管理明确应用边界、建立前置审查机制、坚守最小必要原则、强化权益保障、完善信用法治体系等建议,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
摘 要: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区域经济韧性成为衡量地区抵御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亟待深入探究。本文基于系统思维,构建包含抵抗能力、恢复能力、重构能力、创新能力的四维区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0—2023年海南自贸港经济韧性水平,并结合马尔可夫链、面板回归模型等方法,揭示海南自贸港经济韧性的静态分布、状态转移特征,以及对外开放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南自贸港经济韧性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和政策开放度对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差异化驱动作用;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路径锁定特征。
摘 要: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本文基于2010—2024年RCEP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数字技能三个维度构建数字创新能力指数,并采用矩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数字创新能力及其各维度对数字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接入和综合数字创新能力对数字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数字贸易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第二,数字使用仅在较高分位数上显著。控制变量中,经济自由和人口规模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制度质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过度监管可能抑制数字贸易发展。建议低贸易水平国家应优先夯实数字接入基础,中等贸易水平国家需着力提升数字使用率,高贸易水平国家应聚焦创新生态优化,同时区域内应加强规则协调、降低制度成本,共同释放数字贸易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