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是一个开明宽松的时代,儒家思想虽仍处于正宗地位,但并未取得“独尊”,而是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重、多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共存的局面。唐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造成了孔子信仰的多重面相。统治阶级将孔子推崇为圣人,佛、道二教将孔子塑造成神仙菩萨,在民间信仰中孔子又成为民众崇拜的多功能神明。人们在顶礼膜拜孔子的同时,又不乏非圣薄孔之举。这种孔子在神圣与鄙薄之间多重身份与角色的不断变换,折射出唐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色。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奋勇抵抗日本侵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伤亡人数最多,不仅开辟并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而且始终牵制和抗击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历史,瓦解了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摘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的建立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率先对日宣战,其后又派遣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高举抗日反帝的旗帜。在局部抗战时期,为团结一切抗日反帝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引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东方战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东方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树立了东方样板。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率先实践和持续呼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建立。
辽朝是以中国北方游牧族群契丹族为核心建立的王朝,“雄长二百余年”。① 在中国古史谱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北方民族所建政权,如北魏、辽、金、元和清朝,辽朝国祚仅次于清朝。辽朝存国长的原因,学者根据《辽史》论赞相关内容归结为“文武相辅”,②此论切中肯綮,但笔者以为,对契丹统治者而言,尤为首要且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处理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与“多数”民族汉人的关系,此乃稳固统治基础的核心所在,辽朝解决此难题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经五代更迭,统一于宋朝。在北疆地区,契丹崛起并建立政权,与五代宋朝分立。古人已注意到唐宋之际的历史变迁,现代学者更是提出“唐宋变革论”来阐释唐宋时期的历史。然而,契丹辽朝的政权性质和历史意义又当如何认识呢?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在阐述“唐宋变革"之际,亦关注到与宋朝并立的辽金王朝,强调辽朝建立在“东洋史”上的特殊意义。③国内学人也注意到辽宋金较前朝之变化,金毓黻即认为宋辽金时期为
中国古代王朝通过构建藩属体系,将边疆族群、周边政权纳人天下秩序之中,从而保障核心地区的安全。藩属体系成为理解中国疆域形成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把钥匙。②公元10世纪,契丹人在唐王朝的废墟上整合北部疆域建立辽朝,逐步构建起自身的藩属体系。辽朝藩属体系的核心即《辽史》所言的属国属部制度。以往学人或将属国属部纳入辽朝行政区划内加以研究,或称其是元人对辽朝国际秩序的想象,③ 此说法可以再进一步审视。本文将
摘要: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求宋元明之际浙东粮食供给和需求,可以考证出明代弘治《温州府志》所存米麦信息源自南宋《永嘉志》,并根据其他资料包括南宋劝农文、《明实录》、明代永乐《乐清县志》、墓志铭及文集,复原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温州从粮食输入地成为输出地这一过程。这一结构性变化受到宋元明之际政策变迁的影响,特别是浙东社会在明初遭遇海禁以及卫所制度的推行,当地民众改采自给自足模式满足粮食需求,“民勤于力而以力胜”这一立足于市场和分工的宋人观念在明代官方经济政策中消失。
摘要:北洋贸易的兴起是明清经济空间格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开启了近代经济的先声。一份稀见的乾隆晚期平砝史料显示,北洋贸易各埠的宝银标准化在18世纪晚期已初具形态,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稳定运行至通商之后的清末民初,为各埠经济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货币标准化与度量衡会较、货币金融市场、商事组织、字号等方面的一系列商事制度息息相关,也正是这些商事制度的成立为北洋贸易的兴起提供了保障。通过梳理北洋贸易嵌入国家与社会的路径可以发现,商事制度的成立并不仅仅是商事活动本身的需要可自发引致,还有赖于各地商人创造性地利用政策工具将商事制度以较为正式的、组织化的而非个人庇护的方式融入地方秩序之中,这是北洋贸易兴起的制度根源。
摘要: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和反犹主义阴霾下,以美国犹太历史协会和纽约以色列余民公会为主导,犹太精英阶层发动全美犹太社群,于1905年首次用禧年庆祝活动与公共历史叙事的方式,将1655年23名犹太人获得北美殖民地定居权这一历史事件变为全国性话题。禧年演讲者用神圣天命的宗教诠释与犹太人对世俗世界之贡献的双重叙事,塑造了犹太人“朝圣者”“开拓者”和“建设者”的公民形象,强调犹太人定居美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及犹太信仰与美国主义的一致性,将“犹太人”和“美国人”双重身份合二为一,使之成为“犹太美国人”。犹太精英试图将犹太人置于美国国家历史叙事的中心位置,以此构建美国犹太史,对抗美国与海外的反犹主义。1905年的禧年活动不仅宣告了美国犹太社群的更新,增强了犹太人美国公民身份与犹太教信仰的合法性,而且成为上帝公义与犹太人获得救赎的象征性符号。
摘要:夏商西周王朝是以王邦为中心、由众多邦国共同组成的“天下"型国家。夏王朝作为古代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其“天下"型国家形态有着独特的形成路径:中国史前文明格局从“满天星斗”向“中原中心”的演变,为构建以中原为“天下之中”的“天下"型国家奠定了基础;五帝时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向中原地区迁徙并展开大规模的族群互动,催生了一个比部落联盟更高层级的族邦联盟,成为夏王朝国家赖以产生的社会组织;族邦联盟在广大地域范围内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初步形成了超族群、跨地域的社会管理权力,为夏王朝国家公共权力的诞生孕育了胚胎;族邦联盟的社会职能不断发展并逐渐上升为统治社会的公共权力,盟主权不断集中并最终转变为统治天下的最高王权,由此实现了族邦联盟向夏王朝"天下"型国家的飞跃。独具特色的国家起源路径,是决定中国不断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基因。
摘要:税收监察使出现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是奥古斯都为整饬行省税收管理积弊、维护国家税收利益而增设的职位。税收监察使最初以元首代表的身份被派驻行省,监督直接税的征缴,后纳入骑士阶层职官体系,形成了完备的官制,同时在职能上向监督关税、遗产税等专项收入扩展,并具备裁决税收纠纷的司法权,在税收管理、社会经济治理和边疆防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公元3世纪,税收监察使以强制性手段控制人口和土地等税收资源以保障军需物资供应,这固然是罗马帝国应对危机的必要之举,但也严重侵吞了民众的利益,逐渐背离了维持税收秩序稳定的初衷。税收监察使职能的变化,反映了罗马帝国行省税收管理从分散向统一、从分权向集权的演进趋势。
摘要:作为笛卡儿的同代人,维柯在理性主义兴盛时期,就已发现了人类理性的界限,即反思的认识论是创造的认识论的结果,“真”与“确”是统一的。维柯将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视域转换为“认识和创造同一”的生存论视域,而在这个过程中,“从中途下降”成为维柯历史哲学最重要的方法,不仅将维柯对世界历史开端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语文学基础和生存论根基之上,而且对浪漫主义史学及整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