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中叶以降,祖先祭祀是聚族而居的徽州宗族暨支族门派在日常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祁门县善和程氏自唐末程仲繁迁徙开基以来,繁衍日盛,支分派别,形成了众多支派和门房,其中圭山门在祭祖活动中不祭本门始祖而仅祭程宗溥,以及妇女广泛参与轮班司年等,呈现出迥异于徽州其他地区的非典型支派祭祖特征。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但人口大量外迁、男性族人减少和程宗溥父子等祀产丰厚无疑是其主因。
摘要:明清两朝基于漕运在国家统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虑及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对黄河治理极为重视,将其奉为国家大政。加之,受地理因素等影响,堤防被视作河工根本,致使此前变动不居的下游河道固定于一线。因其宽度通常在数里至数十里,大堤至河槽间往往存有大量滩地。清代前期,经靳辅等治理,黄河基本安澜,滩地由地方政府与河务官员经理。随着乾隆朝中后期河患加重,河工经费剧增,以及沿堤种柳以柳根护堤、柳枝充作河工主要材料之成例的废弛,清朝随即收紧滩地政策,清理田庐,让渡于水。同时,清朝确立堤脚内外十丈皆为官地以种柳护堤的政策,并将空隙之地给予基层河工人员垦种,以维持生计。咸丰五年,黄河北徙,运河漕运体系难以为继,体制崩坏引发河工政策固有内涵的逐渐异化,其中,围绕清代前中期确立的堤防土地空间范畴,更是引发中央、地方与社会的长期纠葛,从侧面揭示河工大政变动的深远影响。
摘要:1943年秋,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敌后两个战场都开始出现转折,逐步转入反攻,西线战场收复滇西、缅北,华北、华中根据地集中兵力频繁发起攻势,而东线反攻则因豫湘桂大溃败而暂时搁置。在盟国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国内局部反攻有显著效果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根据自身实力,分别筹划了全国反攻的路线图,并逐步付诸实施,从而使中国的胜利和日方的败局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只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没有降低中国长期抗战对日本打击和消耗的决定性作用。从一个大的历史时空来看,中国对日本的顽强作战极大程度地塑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摘要: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结束,许多国家设立了“欧洲胜利纪念日”。在纪念日期问题上,美国和西欧国家选择5月8日,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择5月9日,而冷战结束后不少东欧国家又将其从5月9日改至5月8日。纪念日期的差异反映了有关各方所建构的二战历史叙事,分别是美国与西欧国家的“自由和解放叙事”、苏联/俄罗斯的“抵抗和胜利叙事”,以及东欧国家的“双重压迫叙事”。这三种叙事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围绕二战历史话语主导权展开激烈博弈,包括二战欧洲战场的起点及其爆发的根源、谁是击败德国的主力,以及东线战场和西线战场的不同地位等问题。欧洲胜利纪念日在二战后的形成和演变进程,是现实政治塑造战争记忆进而改写历史话语的典型案例。
摘要: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德国虽然对纳粹进行了清算,但是对历史罪责的反思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战后初期,亲身经历纳粹统治的德国民众对历史罪责普遍采取沉默与回避态度。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后,在1968年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德国官方开始认真反思纳粹历史。1970年勃兰特总理的“华沙之跪”,成为德国反思历史罪责的重要标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公开呼吁和“历史学家之争”的推动下,德国社会逐步直面历史,最终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历史罪责反思的成果。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移民潮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德国对历史罪责的反思屡经波折,经历了“第二次历史学家之争”的考验,但其不断走向深入的总趋势已不可阻挡。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罪责的反思历程,成为反映战后德国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发展的一面镜子。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撰写发表了为数可观的宣传、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章,他此前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大多经修订后再版重印,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自觉的围绕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而进行。作为最早主张“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吕振羽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强调两周时期社会性质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他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隐而不发”,实则有着自己的坚持与考虑。吕振羽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观点和主张、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该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实际样态。
摘要:20世纪初,中国史学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体系向近代史学体系的历史嬉变。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中国近代史学体系也随之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转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代表之一,吕振羽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其主要内涵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发展方向;立足于中国化,保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创新的民族本位;着眼于时代化,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发展创新;落脚于中国历史学科、学术、话语的系统化建设,逐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吕振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当下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以及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留下了丰厚遗产和历史经验。
摘要:库尔德人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及部落文化,影响了多层、复杂和垂直的准国家体系的形成,也阻碍了国家的有效介入,由此构成了国家治理中的“异议区域”。国家对部落文化的改造是否成功,是治理库尔德人“异议区域”成效的根本所系。奥斯曼帝国相对松散的治理模式与库尔德人的部落文化具有某种同构性,库尔德人作为“异议区域”居民虽未完全认同和服从于中央权威,但也没有转化为对国家的激烈反抗。而土耳其共和国推行的世俗化和“土耳其化”政策具有改造的性质,与库尔德人的部落文化发生了直接冲突,“异议区域”的叛乱由此爆发。对“异议区域”不同的治理效果,折射出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迥然不同的国家治理文化。国家如何调适和有节奏地改造部落文化,部落文化如何逐步融入国家文化之中,成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中的核心议题,具有深远意义。
摘要:西周铜器铭文《史墙盘》《速盘》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的述史作品。其王朝史叙事与家族史叙事具有连贯性,不仅将中国早期史学出现连贯性历史叙事的时间由春秋末期上溯至西周中期,而且其前后叙事所呈现的长达数百年的历史纵深体现出中国早期史家在连贯性历史叙事方面,很早就形成了宏大格局。《史墙盘》《迷盘》在提供两篇首尾完整的王朝史和家族史作品的同时,还分别开创了王朝史、家族史分述与合述的两种叙事模式。这种述史实践的多样性尝试,反映出中国早期史家在历史叙事领域极富创造精神。此外,《史墙盘》《速盘》家史、国史并述的叙事结构,借由周之史官传统对秦汉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篇述史铭文体现了沟通历史与现实的“通史”意识,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学术遗产之一。
摘要:“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完整表达形式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学界多有争议。在这些争议中,不乏定论性质鲜明但实则不确的论断,这些论断之所以一再出现,大致有三个原因。其一,对史料占有不足;其二,对已披露史料没有充分注意;其三,对现有史料的分析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事实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最初出现的时间比现在学界认为的要早一些,而其提出者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其他政治势力在这一概念的发展史上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却并非首倡者。这一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推广下,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一个概括近代中国国情或社会性质的流行概念,从而为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初露曙光打下了基础。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作物虫灾情况严重。党和政府将大力防治农作物虫灾视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采取发动群众捕捉、施用农药剿灭、运用民间土法除治和开展田间防治等措施。防治农作物虫灾工作彻底扭转了旧中国严重的虫害损耗粮棉现象,促使科学观念与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等新的社会风尚普遍生发,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紧紧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积极普及治虫科学知识及充分调动群众智慧,是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经验。
摘要: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的文明形态话语,首次系统采用复数的文化和文明,来描绘人类群体多元共存的发展模式。而斯宾格勒眼中西方文明的没落,是就西方文化自身发展逻辑而言所出现的活力衰落及乱象,不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实力下降所导致的真正的历史地位没落。他的文化(文明)有机体逻辑体现的是西方学界将实践精神化的传统路径,在把握文化(文明)之间的关系上运用的是弱肉强食的斗争思维。斯宾格勒的文明形态话语强调了组成文化(文明)的人的生物有机体逻辑,忽视了文化(文明)作为人之集合体的社会化协作逻辑,在强调人的生物能动性的同时,漠视甚至低估了人的社会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