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存在的“内卷式”竞争制约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治理“内卷式”竞争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理论上,推动创新是治理“内卷式”竞争的有效途径,但该理论观点忽略了“内卷式”竞争对创新的抑制作用。通过对“内卷式”竞争治理的分析可知:(1)摆脱侧重效率改革的治理思路,将效率改革与分配治理相结合,是“内卷式”竞争治理取得实际成效的关键;(2)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国内改革任务艰巨、进一步开放存在挑战是“内卷式”竞争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3)“内卷式”竞争治理中的分配治理应着重发挥创造性破坏机制,这一机制不仅可以塑造社会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准则,还可以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得活力提升创造的增量收益得以弥补存量矛盾;(4)分配治理模式同样面临多重挑战,主要挑战包括缺乏深层次、高质量的竞争机制,各类客观因素助长“内卷式”竞争等。
摘要:随着老龄化发展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增长加速,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力量之一,对居家养老形成有力支撑,但其成长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基于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A市4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依托赋权增能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主体性-依赖性”二维分析框架,将其分为任务型、资源型、开拓型、成熟型四类。研究发现: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与基层政府的互动形塑其实践逻辑,即选择性服务、服务资源转移、劣币驱逐良币与品牌连锁运营。在动态资源依赖关系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普遍面临主体性较弱、依赖性较强的发展困境,权能增进是推动其主体性与依赖性动态平衡的关键因素。服务供给优化路径围绕权能结构展开,目的在于打破机构权能匮乏、权能模糊和权能失衡僵局,通过赋权增能、均衡权能和明确权能破局,巩固并发挥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主体性,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摘要:伴随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如何提高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成为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但现有研究尚未从人才供给角度思考该问题。从数字人才集聚水平渠道切入,构建人才型住房政策影响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2011—2019年城市层面数据,利用网络爬虫法构建人才型住房政策数据库,并根据政策文本内容构建人才型住房政策强度指标,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人才型住房政策对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才型住房政策强度增加能够显著提高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上述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沿海地区、南方地区、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较低的城市,人才型住房政策对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更好。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才型住房政策主要通过提升数字人才集聚水平提高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周边城市人才型住房政策强度增加会对本地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产生不利影响。
摘要: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下,发挥国有经济在未来产业的战略支撑作用至关重要。为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构建了一个包含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三类异质性企业DSGE模型,通过构建异质性资本参与机制和异质性企业利润分成机制,系统分析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对未来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本参与机制和利润分成机制能够有效缓解未来产业发展的挤出效应,推动部分高效国有资本由传统产业向未来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但国有资本再配置仍会通过“虹吸效应”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为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应建立国有经济动态进退机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和利润分成机制,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
摘要:推动国内产业梯度有序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构建“理论-模式-效应”框架,从驱动力角度,将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模式概括为成本驱动型、技术变革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飞地”合作驱动型和外部因素驱动型五种。当前,由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支撑条件不足,区域间存在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外部环境对国内产业转移形成挤压等因素,推动国内产业梯度有序转移仍面临不小阻碍。为进一步完善产业国内梯度有序转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应加强产业转移的协作机制建设,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建立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创新区域间产业转移合作机制,探索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机制。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和IFR数据,探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工资极化的影响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发现:(1)工业机器人应用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工资极化现象,这主要是由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就业岗位更替机制导致的;(2)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引致女性群体、中青年与中老年群体以及东部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极化趋势更为明显;(3)考虑到工资极化会对中等技能劳动力产生负向冲击,分别从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工作岗位激励角度讨论工资极化的治理路径,发现提高中等技能劳动力工会参与率、医疗保险参保率,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等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可以提高其工资,提高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作自主权和管理级别等工作岗位激励机制可以弱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其工资的负面影响,这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摘要:面对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的战略窗口期,探究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借助专利IPC信息精准地识别数字专利技术,创新性地研究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代表的竞争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主要通过改善市场竞争环境、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以及提升企业市场预期三个渠道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升竞争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竞争政策对管理层目光长远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竞争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而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摘要: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居民数字参与对主观层面机会不平等感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数字参与行为显著提高了主观机会不平等感知。进一步分析发现,互联网社交、娱乐和生活等活动会提高居民的机会不平等感知,互联网学习则会降低机会不平等感知;数字参与对机会不平等感知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群体、中老年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群体的机会不平等感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参与能够通过降低居民的自我社会地位评价和提高民生风险感知,进而提高居民的机会不平等感知。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居民对未来信心水平和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缓解数字参与行为对居民机会不平等感知的激发作用。
摘要:从地理、制度、社会、组织、市场和技术六个维度构建空间交易成本的多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京津冀协同创新网络的约束机制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空间交易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地理和制度空间交易成本对创新要素流动产生持续负向约束,组织空间交易成本通过产学研合作效率等影响网络密度,市场空间交易成本呈现阈值效应,而社会和技术空间交易成本的影响则具有阶段性特征。基于此,应采取分阶段治理策略,短期以交通一体化和政务协同降低显性成本,中期通过社会资本培育和技术梯度优化化解隐性壁垒,长期需构建统一大市场和完善区域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住房供给饱和背景下,既往需求侧经济社会因素和供给侧户籍制度因素尚不足以缓解城镇流动人口家庭住房拥挤。为此,增加供地制度视角,构建供地制度影响城镇流动人口家庭住房拥挤的分析框架,并提供住房供给饱和背景下城镇流动人口家庭住房拥挤的实证解释。研究发现:(1)在住房饱和阶段,我国城镇流动人口家庭住房拥挤仍高于城镇户籍人口家庭,但二者住房拥挤差距已小于住房紧缺阶段;(2)不同群体住房拥挤差距的缩小可用供地制度改革来解释,一方面归功于新时代十年实施的人地挂钩政策,另一方面掣肘于土地财政依赖力量;(3)就控制变量而言,需求侧经济因素和供给侧户籍改革均会缓解城镇流动人口家庭住房拥挤,家庭规模等需求侧社会因素则起到相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