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宏观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便面临多重挑战: 其微观基础要求不仅存在方法论悖论, 而且无法为国家干预提供理论支撑, 导致理论体系无法演绎化, 使得国家沦为“需要时利用, 不需要时抛弃”的工具。本文从宏观经济的核心——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出发, 探讨其背后因果机制, 认为经济政策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笔者依据中国政府在治理经济增长、失业与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因果机制。最后本文运用演绎法, 提出一个以“国家理性选择”为核心的中国宏观经济学逻辑分析框架。这种本土知识体系的创新, 不仅有助于克服西方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缺陷, 亦可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宏观经济的成功和政府的作用提供理论辩护。
摘 要:“民生”是独具中国语境的本土话语和概念,构建民生问题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中国民生实践独特逻辑的时代使命。中国民生问题理论建构以“国家—民众”正和互惠关系为叙事主轴,以“六民”理论逻辑与“五生”实践逻辑双轨并行为分析框架。“六民”环环相扣完成了从个体生存到民族复兴的范畴推演与逻辑闭环,“五生”贯通揭示民生实践从价值设定到路径展开的完整进路,进而提炼出民生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市场基础、集体优先、公平补偿、共同义务四项原则,为民生发展提供效率支撑、伦理内核、正义标尺与长效保障。中国民生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民生实践,突破了西方福利理论范式,为全球民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摘 要:人文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协同进步为理论依据,以马克思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石,批判性地融汇西方经济学效用与稀缺性分析框架,形成自己的原理体系及其理论结构。需要层次原理是价值起点,人文效用原理是理论核心,正向乘数效应原理是动力机制,广义的生产原理是实践路径,最终在“五位一体”和谐原理中实现系统整合与价值升华。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从价值论到方法论、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实践的理论体系。这使人文经济学从“零散观点”升华为“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既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诉求,又超越了中国本土研究的局部性探索,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学理支撑。
摘 要:现阶段经济运行表现出的需求不足,实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不能顺利实现导致的国民经济循环不畅。应对当前的需求不足,扩大消费固然重要,但持续扩大内需,应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基础上扩大投资。通过优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行业布局,促使两类企业选择其适宜投资的行业领域,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现阶段,国有企业的投资布局分散扩张,未与民营企业充分实现优势互补,对“两个补偿”顺利实现的制约不容小觑。应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及关键领域集中,补齐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短板,通过增强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国有企业在一般商业竞争性领域内的低效资产应落实退出,通过缓解行业内的过度竞争、提高行业利润率,引致民营企业扩大投资。以上应作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现实进路。
摘 要: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以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为分析框架,从“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系统阐释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理论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数实融合通过算法与实体基础设施的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重塑价值创造与分配体系,优化交换效率,并精准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同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双向赋能的格局,进而持续提升了经济整体运行效率。数实融合的落脚点没有改变,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命题,即生产力的跃迁与发展,数实融合推动了以技术革命、要素创新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最终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力量。
摘 要: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空间被城镇空间挤占问题屡屡出现。基于土地竞租理论,将城镇空间需求满足模式与生态空间保护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解析生态空间被挤占的经济机理:生态空间保护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生态服务价值未能有效转化为市场竞租能力,导致其在“价高者得”的竞争中持续处于弱势。破解生态空间被挤占困境的核心在于提升其竞租能力。一方面,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构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内生激励;另一方面,依托纵横结合的生态补偿与差异化税费政策,强化制度约束与利益再分配。
摘 要: 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 以京津保城市为例, 通过多情景设置模拟多城市相互作用条件下城市综合承载力变化情况。研究表明: 城市综合承载力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但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综合承载力子系统演化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 2021—2050 年间从经济承载力系统来看, 保定经济承载力可能提升幅度最大, 北京次之, 天津最小; 从生态承载力系统看, 北京、天津和保定生态承载力逐渐上升且城市间的差距将不断缩小; 从人口承载力系统看, 得益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建设, 保定人口承载力可能在 2030 年前后超过天津; 从资源承载力系统看, 保定与北京、天津之间仍有一定差距; 从公共服务承载力系统看, 北京、天津和保定均有较大上升空间。北京城市综合承载力增速有所放缓, 但综合承载力值仍然最高; 天津城市综合承载力在 2035 年前会有一段平缓期; 而保定的未来城市综合承载力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摘 要:普惠金融在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缓解家庭流动性风险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家庭的过度负债,引起家庭经济风险上升。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Probit模型分析普惠金融与家庭经济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家庭经济风险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即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家庭经济风险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是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借贷意愿和借贷能力促进家庭的负债行为,但负债程度对家庭经济风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适度负债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风险使得家庭经济风险降低,而过度负债增加了家庭偿债压力,反而加剧了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同以及户主年龄、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不同的家庭存在差异化的影响。此外,商业保险可以进一步降低家庭经济风险并有效缓解过度负债引起的家庭经济风险上升。
摘 要:在数字化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情境下,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工具,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以2011—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金融科技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承担、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适度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技术
摘 要:本文基于蒙古国国家档案馆收藏档案,考察清代旅蒙商大盛魁与喀尔喀盟旗间的通事关系。“通事”原指翻译职官,后在蒙古语中演变为指代与盟旗建立官方合作关系的商号。该关系的形成根植于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实施的盟旗制度及清廷繁重的差役体系,漠北地理条件与盟旗财政脆弱性使其对旅蒙商产生刚性依赖。大盛魁的通事地位是在与其他几家商号的长期竞争与博弈中,通过正式合约确立的制度化结果。研究表明,“通事”是一种嵌入边疆治理的官商合作模式,既是清廷间接统治的经济杠杆,也是商业资本在权力网络中的扩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