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立足历史传承与现实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在于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与宗教观(“五观”)的协同作用。国家观与民族观揭示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立逻辑,为共同体意识提供制度与认同基础;历史观与文化观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征,阐明了共享文化的积淀与价值传承,夯实了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宗教观指出了宗教在社会整合与精神凝聚中的积极功能,为多民族、多宗教格局下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抽象建构,更是“五观”协同在实践中凝聚价值共识与符号认同的过程,进而形成可视、可感、可触的共同体认同载体。突破以往“单观”研究局限,构建“五观”协同的理论整体,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推进提供学理支撑,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礼俗互动是指官方礼制规范与民间日常习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调适,其通过文化认同的主体形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思想基础。从逻辑机理看,礼俗互动通过主体维度的张力调适推进文化基因延续与国家发展,经由内容维度的要素整合在符号实践、身份对话与价值协商中实现认同建构,依托过程层面的礼俗互渗进行制度规范与习俗惯习的动态适配。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礼俗互动以文化整合机制进行制度性礼制与生活性习俗的逻辑互构,以情感联结机制促进仪式实践与日常交往的认同生成,以价值互动机制推动文化共识与共同体意识的双向建构,进而将中华文化基因转化为共同体成员的精神特质,最终实现共同体意识的深度建构与持续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在社会层面构建“主体协同-周期调控-场域重构”的礼俗互动体系,将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效对接,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互动网络、把握张弛结合的互动模式、拓展三维一体的互动场域,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提供可持续的机制保障。
[摘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议题。本研究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角度,基于对成都、拉萨两个不同大城市典型社区及县级区域松潘的实地调查和分析比较,系统探讨西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差异化路径与内在机理,会发现族际跨区域流动背景下形成的三种类型民族聚居区呈现梯度化交融特征:成都市藏文化用品街作为“文化展演空间”,借助亲缘网络与文化符号实现从初期的内向型族群社区到交往中介的转型,体现“文化展演-渐进适应”模式;拉萨俄杰塘社区呈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双向调适”,外来人口通过语言学习与经营策略调整,形成基于市场分工的“工具性交融”;松潘县依托历史互嵌基础,通过族际通婚、共享地域认同与红色文化记忆,形成“内生性交融”与“差异共生”的共同体关系。研究表明,交融深度受结构性互嵌时长、制度保障与族际地位认知影响,平等性交往场域与制度互动是关键。研究启示,新时代民族工作需注重文化中介空间的过渡性功能,强化地域认同的整合价值,构建“地域—民族—国家”递进认同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路径支持。
[摘要]中华民族观,根植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发軔于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不懈奋斗、追寻民族独立自主、巩固和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发展历程,践行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经古代中国族类观念的华夷之辨与天下主义、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中华民族观的自我审视与他者借鉴、现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学理维护与话语坚守等几个阶段,是一个从自在传承、自觉凝聚、自信拓展的动态发展过程,既有华夷之辨、夷夏一体、五族共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土演化,也有提倡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拓展;既彰显了对国家民情、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的责任与担当,也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发展与未来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摘要]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知识精英民族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场通过振兴乡村以探求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社会实践。受晏阳初、梁漱溟等推动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影响,以黔西北石门坎为中心的滇黔川毗邻地区,一批从现代学校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知识精英在朱焕章等的带领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实践。特别是抗战时期,他们以编写《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的方式将民主自由、爱国主义等主题融入教材中,通过边民学校、夜校等教育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该区域各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识字率和现代文化知识的认知能力,成为平民教育运动先驱者们所言之“新民”。平民教育运动激发了边区各族群众形成了超越社区、小区域社会和地方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乃至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自觉为国家、为民族的危亡献身的笃行者。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溯这段边区历史,对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时代的借鉴意义。
[摘要]"抗战精神”已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根本目标在于要通过教育化、制度化和社会化的途径,把以牺牲、苦难和抵抗为核心、带有创伤色彩的记忆,转化为能够支撑当代中国稳定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精神资源与文化韧性。在梳理国内外有关集体记忆、战争记忆、教育社会学和共同体韧性的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起由“记忆叙事—教育实践—代际传承—制度保障”组成的四维分析框架,旨在揭示抗日战争精神教育中,创伤性记忆被转化为共同体韧性的逻辑前提、作用机制与评价路径。此类教育的独特价值在于:在保持历史真实性和情感强度的前提下,能够通过课堂教学、纪念空间、仪式化实践与数字媒体的协同作用,完成对历史痛感的教育性重建,从而把“被动承受的过去”转化为“可以调动的资源”。同时,通过构建联结认知、情感与行为的评价体系,并辅之以制度、人员与技术为支撑的保障体系,能够为这一转化提供持久、制度化的支撑。其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国家叙事至关重要的特定历史经验—抗日战争,与近年来兴起的“韧性社会和共同体韧性”这一社会学范式相连接,从而拓展了记忆研究的教育向度,也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建议。
[摘要]抗战烽火中,日寇推行“以蒙治蒙”“以回治回”的分裂阴谋,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之危。国民党蒋介石却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忽视、无视甚或鄙夷聚拢与团结在中共周围的各族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爱国之举,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媒体宣传戏码,以尊重民意为名,操弄社会與论,诋毁全体国人保家卫国之决心与毅力。以此前学界有关抗战研究常被忽略的、具有见微知著价值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关于少数民族人物纪念悼念报道为破局之钥,聚焦中共中央机关报对成吉思汗、马本斋等少数民族人物的纪念悼念报道进行多方位探究,剖析其在抵御外侮、消罅隙、固边区背景下的实践逻辑,展现其激活精神象征、塑造英烈典范、传播民间义举的内容建构。这些报道不但在当时起到了唤醒少数民族家国认同、消融民族隔阂、推动“一家人抗战”发展为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下依然具有传播民族政策、赓续民族精神、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镜鉴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
[摘要]面向少数民族的宣传动员是抗战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宣传动员不仅是一场卓有成效的战时政治传播实践,更是一次深刻的国家认同构建工程。在面对少数民族语言隔阂、文化迥异等复杂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塑造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观念,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通过细读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文本,梳理和研究党的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实践,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灵活的宣传动员机制,构建起从大众到个体的媒介制度网络,又以革命主张的民族化叙事唤醒抗战意识,并通过中华民族符号统合增强认同,形成了“媒介制度创新-抗战话语生产-国家认同建构”的宣传动员机制,呈现出鲜明的文化适应性特征。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凝聚了少数民族抗战力量,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基础,也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御侮。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组建了157支少数民族抗日队伍。其中,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组建和与国民党合作组建的队伍有78支,占比达 50% ;此外,还有30余支独立抗日队伍和国民党抗日队伍曾得到中国共产党帮助和指导。相较于国民党对少数民族采取上层精英拉拢,下层粗暴动员,并强行征兵征粮的强硬动员方式,中国共产党则将各民族广大群众视为抗战主体,充分尊重其自主性、权利和利益,通过发动与组织工作,推动少数民族群众自愿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与抗战。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有机结合,派遣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中开展动员宣传,同时深入调查,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动员策略,有力保障了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工作的扎实推进,极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抗战意愿,激发出磅礴的抗战力量。这为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亦可为当今民族工作提供历史经验。
[摘要]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侵略、争取独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更是其论证与再论证、实践“中华民族”的关键历史阶段。其间,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展开系统性的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时空维度上,通过“在共同命运下讲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渊源、在共同利益下讲透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与迫切需求、在共同理想下讲好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与责任担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三重路向。这一过程既在思想观念与制度安排层面有效解构了长期存在的“非执政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结构性边缘化,又推动中华民族完成“充分自觉”的历史跃升,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共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执行力与创造力,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要]时间是一个永恒的命题;物理上一路向前,一去不返;心理上一路回首,依依不舍。怀旧(向后)于是成为人类一个永恒的情结,而乡愁则是人们怀旧的情感依存。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呈现出时间箭头的“二维性对走”态势:一支指向未来,是不可逆转的物理时间箭头;另一支回望过去,通过记忆与想象回溯的心理时间箭头,在同一生命历程中方向相反却同时运作。“乡愁”作为人类与生俱来对故乡的记忆与眷念,超越了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成为历史语境中的凝聚时间。现代化进程,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加速了时间的推进器,使人们怀旧情结愈发浓厚。我国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守正创新”为其核心价值。文章尝试从时间对走的角度,讨论“怀旧”的二维关系,并以“乡愁”论题回归乡村振兴中“守正创新”(留守过去-走向未来)的原理与道理。
[摘要]艺术作品通过技术特性去塑造社会关系,在艺术的生成中建构起了共享艺术的社会网络,具体论证了“魅力技术”通过环境感知、生活嵌入与互动仪式三种路径在社会网络中运作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得我们能以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入地审视艺术的魅力,以及艺术的社会功能及其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复杂联系。艺术魅力的技术生成作为一种意义体验,不仅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艺术过程、艺术品、社会及人类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使人们认识到每个艺术品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成为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桥梁。本研究为艺术人类学理解艺术与社会之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技术路径。
[摘要]北大藏清末彩绘舆图《西藏全图》,绘制者不详,绢本设色,卷轴装,虽名“西藏”,但绘制范围远超西藏,对区域分界、交通道路及水系分布的标注亦十分细致系统。国图藏《西藏全图附说》所记核心特征,与《全图》高度契合,篇目体系、书写范式亦一致,《附说》与《全图》合璧,方为完整的《西藏全图》,《全图》的绘制者、绘制年代、绘制原由等核心问题由此厘清。《全图》的绘制者稀志文,长期在川藏道及西藏任职,其绘制《西藏全图》的时间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末至次年年初之间。此时,正值英军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和《中英藏印条约》签订后不久,国难深重,西藏边疆危机重重。此图的绘制蕴含了作者嵇志文深厚的爱国情怀及治藏安康思想。《全图》在西藏與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国图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当系以北大藏《全图》为底本摹绘而成,民族文化宫藏《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则是《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摹绘本。
[摘要]祁连山牧民围绕国家公园建设、禁牧休牧政策落地及气候环境变化挑战,创新探索出“移牧农区”的生计策略,即依据季节节律,将牲畜从祁连山南麓核心牧区,有序转移至北麓农区开展阶段性放牧。这一举措兼具社会、经济与生态多重价值:社会层面,农牧互动过程中,多民族群众在生产协作、生活交往中深化文化交融,切实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层面,搭建起牧民与农民的互惠合作纽带,牧民通过农区放牧降低养殖成本,农民则通过草场租赁等获得额外收益,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生态层面,通过错峰利用不同区域草场资源,有效缓解草原承载压力,为祁连山生态系统的修复、重构提供关键支撑。相较于宏观概念化或历史维度的阐释,该策略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了地区性、活态化、中观视角的独特样本,直观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动态建设过程。在增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民族共同体建设外,移牧农区还促成了牧民与农民、南麓与北麓之发展共同体再造,以及动物与植物、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塑。
[摘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探索适用于民族地区的软治理模式,已成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议题。以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村戏”为例,软治理系统由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规则、治理资源四大核心内核要素构成,其效力转运机制可借助“资源—过程—结果”三阶模型予以阐释。在印江“村戏”实践中,认同建构机制催生情感唤醒与价值共鸣、协商整合机制推动协同共治与共识生成,规则内化机制实现柔性约束与行为塑造,三者协同作用,共同实现了传统文化保护与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双重目标。但其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治理主体协同不足、治理手段单一、治理规则体系不完善及治理资源未能被充分激活等问题。面向未来,为使软治理在民族地区基层实践中持续输出硬效力,应从构建多元联动的共治格局、拓展柔性手段的实践应用、构建“软硬兼施”的制度体系、促进柔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着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