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空间作为多元化信息扩散与群体互动的重要场域,为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能,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持续、全方位在场”。同时,该场域也面临话语阐释模糊、主体泛化与信息碎片化、信息过载与算法支配等多重挑战。以“道中华”大讲堂为例,其通过构建集视觉、听觉、知觉于一体的群体网络互动场景,促进理论深化与内容传播,成为新时代全方位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重要载体。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各民族文化认同为历史逻辑,有助于在价值耦合中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情感联结;以网络空间发展和文化共有共享性为理论逻辑,有助于实现内容上深度嵌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际为现实逻辑,有助于构建模式融通机制。因此,应主动构建“网络空间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享机制,健全网络思政教育风险防范体系,从而更好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网络思政教育。
[摘要]在市场化文旅产业的推动下,摩梭母屋作为一个重要的物质媒介,超越原本封闭的、单一民族维度的家族凝聚与精神信仰空间,逐步转型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互动场域。开放而矛盾的现代生活与封闭而高度合理化的技术体系之间充满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都市人转身到文旅胜地寻找心灵情感的栖息之所,母屋为那些因工作内卷、思想撕裂与资本压制而疲惫的都市游客,打开了“生活世界”的体验与想象。作为践行"交往交流交融”理念的关键载体,母屋让挣扎于工具理性中的都市游客重温人文价值的光辉、提升本已衰退的感性能力,并在基于主体间性的相互理解中,推动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情感互动由单向消费走向多维互构。母屋实现了从封闭到共享、从地方到都市、从文化自用到文化共鸣的演变,这是文化自信不断积累与扩展的过程,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国家仪式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治实践,其效能的发挥遵循复杂的社会动力学逻辑。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系列仪式为关键案例,从身心互构的理论视角切入,探究国家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运作机制:在内在机理层面,国家仪式通过全息感知、情感共鸣、意义锚定与行动自觉,系统实现了对个体“知、情、意、行”的辩证统摄与转化;在运作机制层面,它通过宏观情境定义、微观行动形成与宏观共识涌现的三重路径,有效促成了社会共识的聚合。然而,实践中仍存在仪式流于形式的“结构悬浮”与个体参与感弱的“行动阻滞”现象,制约了其功能发挥。基于此,未来应从制度完善、实践嵌入与数字赋能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以提升仪式效能,引导各族人民将“五个认同”内化为深层的心理积淀与行动自觉,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阶。
[摘要]国家仪式中的音乐作为系统性“国家声音”实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重要社会动员功能。2025年“九三阅兵”的歌曲编排为此提供典型例证。阅兵音乐通过精密的符号系统与仪式流程深度融合,实现了一套完整的认同机制。仪式起始的“暖场合唱”以历史歌曲序列,构建从民族苦难到抗争胜利的叙事链,唤醒集体记忆,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情感根基。在阅兵式环节,国歌及其他进行曲以规整节奏与宣示性歌词,将纪律、忠诚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力量,通过身体规训展演权力结构,强化秩序认同。分列式环节中,各军兵种专属乐曲在统一范式下展现多元构成,听觉化喻示“多元一体”格局;新时代军旅作品则以召唤性旋律导向强国强军愿景,激发共同使命感。最终,仪式终曲将全场情感凝聚升华,完成从多元展示到一体认同的转化。阅兵音乐由此超越背景功能,成为组织历史记忆、展演权威秩序、勾勒未来蓝图而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效听觉媒介,彰显声音政治在社会整合与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强大效能。
[摘要]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与市场机制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形态,其内在的生产逻辑、价值导向与文化表征,高度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性诉求与实践向度。两者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共同价值导向,以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为有效衔接载体,并依托文化产业特有的经济属性、共享性与群众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内在动力。文化产业通过推动互惠理念转化、强化道德引领与价值塑造、促进资源共用共享,在提升各族群众生活质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文化产业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在于通过挖掘与整合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以发展共享型文化产业,构建跨区域、跨民族的政策保障与项目交流机制,营造多民族深度互嵌的社会格局来夯实共享成果的社会基础,并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型与跨民族传播共享。
[摘要]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劳动教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劳动教育与实践育人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概念厘定、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及政策梳理等维度可以透视劳动教育的历史意蕴与价值内涵。分析劳动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在目标导向、内容载体、主体构成、实施方式和集体协同五个维度的一致性与共通性,二者有机融合的内在逻辑,助推实践育人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理论建构与实践落地层面的有效衔接。当前部分高校劳动教育存在的意识滞后、规范缺失、资源匮乏、主体缺位等问题。“学科 + 劳育”“生活 + 劳育”及“技术 + 劳育”的融合创新实践路径,可以为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摘要]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涵养着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文化根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动力和文明底蕴,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根基。“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更新,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具有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意义,促进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形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基础和现代力量。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的凝聚力,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根基;创新性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动力;统一性蕴含大一统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包容性形成海纳百川的文明格局,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力量;和平性推进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指向。
[摘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区域国别境况和新媒体传播环境,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亟待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将人类学的理论工具与国际传播策略相融合,有助于形成一种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人类学叙事方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向更深入、真实、立体的维度发展。在人类学理论脉络中,“生-熟”转化原指食物从自然状态向文化状态的转变,置于国际传播语境下,它喻指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意义转换过程,即通过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视角,将易引发文化隔阂与政治敏感的“生”的表达,转化为贴近国际受众认知图式、情感结构与价值体系的“熟”的叙事。而“生境”互嵌作为一个涵括自然、社会与文化等多重维度的复合概念,则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通过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他文明在“生境”层面的相似性与关联性,打破认知壁垒,实现价值通约。上述两种路径共同倡导从具体的人与多样的生活世界出发,借助人类学叙事智慧,在对外传播中阐释好“我是谁”与“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文明逻辑。
[摘要]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认同面临“赋能”与“解构”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革新、经济转型和制度体系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动能。以大数据模型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突破了民族文化的传播限制;产业化开发为民族文化载体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国家和地方拟定的非遗政策构建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体系。另一方面,现代化伴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民族文化的传统实践场域变迁;现代化中蕴含的理性化与个体化又与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冲突;此外,市场经济带来的过度商品化也削弱了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现代化的浪潮无可避免,民族文化认同又必须坚守。面对这一矛盾,可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将民族文化认同视作一个整体的演进系统,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既要坚守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精神内核,又要与现代社会形成系统耦合,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应注重技术赋能与文化意义的结合,将民族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同时,不断创新民族文化的实践场景,优化各类制度设计,使民族文化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确立新的坐标,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共荣。
[摘要]苗疆走廊上“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互动,所呈现出从对立冲突走向交融共生的清晰演进轨迹,是理解西南边疆“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机制的典型样本。明代“调北征南"的军事化移民和卫所屯田制度的实施,使屯堡人在封建国家政权的作用下强势嵌入苗疆走廊的黔中地带,并因资源的争夺和文化的碰撞,与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以军事对抗、空间区隔和心理疏离为特征的紧张关系。清代以降,伴随卫所制度的废除与屯堡人身份的转化,双方在共同的地缘环境中,通过经济互鉴、生产合作与文化交流,紧张关系逐步破冰,族群边界逐渐松动,并随着双方居住格局杂居化、族际通婚普遍化以及共享文化经济圈的构建,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型社会结构,使互动关系呈现出交流交融、和谐共生全新面貌。这六百余年的互动历程,不仅体现了政治制度变革、经济利益交织与文化持续调适在族际关系整合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可为当下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
[摘要]羌族传统民居是历史场域、特殊情境与生活智慧交互作用的空间化呈现,承载着社会关系延续与文化意义生成的双重维度。历史上频繁的迁徙以及与汉、藏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重塑羌族的社会网络,更促使其在建筑形制、聚落格局中展开持续的文化调适。以庄房和碉房为代表的典型空间,是羌族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生活策略。庄房通过协作共居的空间组织,表达当地人整合资源与凝聚集体力量的生存智慧;碉房则以高度防御形态,呈现区域生存压力与安全危机的历史记忆。羌族的日常起居、生产协作、仪式活动等生活策略,深度嵌入民居的空间功能分区、流线组织与陈设逻辑,使物质空间成为动态的实践场所。这一系列空间实践,既满足功能性需求,更在反复操演中塑造羌族的社会秩序、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居精神,形成具有延续性的文化符号。羌族民居作为内涵深厚的文化文本,理解其物质空间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力,能够推动羌族建筑遗产保护更新及中国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理论发展。
[摘要]民族互嵌式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场域,西藏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既有研究存在理论深度与区域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采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复杂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展开系统探讨是问题研究的有效进路。在应然层面,复杂网络理论的节点中心性、社团结构和小世界特征分别与制度保障、文化融情及效能提升核心诉求相耦合,构建“分层嵌套-内密外通-短路径高聚类”的学理分析框架,可以为理解多民族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提供理论模型。在实然层面,基于西藏山南市乃东区的田野调查,治理实践存在节点协同非均衡、社团结构内密外疏、小世界功能局部化单向化的三维现实偏差,其制约了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效能。在使然层面,针对上述实然偏差,以“节点精准治理-社团开放融合-小世界高效激活”作为靶向优化路径,并以党建为统合枢纽构建治理闭环体系,可以作为西藏及其他多民族地区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参照范式。
[摘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促进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下,如何平衡环境保护、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通过整合区域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与研究对象实践的研究路径,为研究九寨沟的生态环境、灾害响应和生态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九寨沟周期性的灾害扰动,不断推动当地社区在栖居空间与生计方式上进行调适,这些调适持续影响着村寨的景观格局与发展进程。灾害在重塑当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深度嵌入地方旅游资源体系,成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核心变量。历史上,居住在九寨沟及周边区域的汉、藏、羌等多民族民众,在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共享机制与建设“栖居家园”的集体智慧。九寨沟各民族在历史交往中形成的生态文化共建共享机制,推动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防灾减灾技术的有机耦合与优势互补。这些资源禀赋是构建具有文化韧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助于协调生态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将上述关键因素与地方民众的主体能动性有机结合,是一条兼顾旅游村寨生态安全保障与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化路径。
[摘要]岷江上游作为历史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廊道,其部族社会结构蕴含着丰富的民族融合历史信息。该区域牛头部族与羊头部族颇具特色,通过藏汉文献(《松潘边图》与《骨系库》等)互勘与田野调查,系统梳理相关历史记载与民俗遗存,厘清了“黑番”(“黑人”)即牛头部族、“白番”(“白人”)即羊头部族的对应关系;揭示出二者以氏族图腾为标识的文化内涵,及其背后以藏古骨系氏族分类体系为核心的文化逻辑——即牛头、羊头分别对应智氏(牦牛图腾)与郭氏、噶氏(山羊、绵羊图腾)的图腾标识系统。这一部族分类现象并非松潘热务沟所独有,而是广泛分布于沿岷江上游地区。“牛头/羊头”这一微观案例,为深化认识西南地区各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与强化历史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须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对民族地区而言,特色优势产业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过程可视作矛盾分析方法的现实运用,对促进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当地发展仍面临区域资源约束突出、传统路径依赖固化、产业融合浅层化、产业链短板明显等制约,导致全要素流动速度和配置自由度受限、新旧动能转换陷入“立破两难”、新经济增长点衍生乏力、区域辐射效应未能充分释放等现实困境。因此,应积极探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强数字技术赋能、系统推进延链补链强链固链等举措,助力民族地区产业跨越式发展。